苏联新爵士黄金年代
本文是为 Leo 唱片的系列 “苏联新爵士黄金年代”所写的唱片内页，作者 Alex Kan 是 BBC 电台主持人，新音乐历史学者。
请注意 Kan 主要描述的是苏联和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新即兴音乐历史（新爵士, 民族爵士, 前卫爵士），而不是主流爵士。
艺术爆炸从定义上来讲就是不可预料的。艺术史学家在回顾它的时候努力思索并解开魔术，揭示了一连串政治、文化和审美的潜流，显示这场爆炸是无可避免的。愚蠢幼稚的同时代人怎么会没有预见到它的到来？如果你身处其中，你就不会有事后之明的优势。不过我肯定，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足够幸运地身处一次爆炸，你是不可能错过它或者把它误认为是平稳、和平、常规的艺术“演进”的。相反，那时候的兴奋可能让你实际上高估你所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多年以后的现在，在写这些唱片内页的时候，我面临着双重挑战：努力重现那场激昂兴奋的艺术革命——我亲眼所见并且参与其中——同时又要试图以评论家“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它。
我个人参与到这个新音乐景象是在1970年代后期，当时我到列宁格勒来生活。那时候我确信，我最热爱的音乐，摇滚乐，在“前进”的声音中已经走过了它的艺术巅峰，而且正在变得像庞大的恐龙般老态龙钟，我完全不想继续跟从（那时朋克并没有真正发生——至少对我们是这样）。爵士乐成为新的激情。然而最使我着迷的不是像Ella 和 Louis 那样的流畅、抚慰人心的声音，那些是通过谨慎的“官方”苏联政府中你能得到的仅有的爵士乐。早在来列宁格勒之前，通过西方电台和偶尔从神秘的从未见过的唱片上翻录的磁带，我就爱上了 Mahavishnu Orchestra 尖刻的首张专辑、弥漫气氛的 Weather Report、印象派的早期 ECM、甚至还有怪异抽象的 Anthony Braxton 和 the Art Ensemble of Chicago 。这种音乐看起来比任何摇滚乐所能提供的东西都更大胆和有创造性，我非常渴望能更深更广地了解它。第一次发现这晦暗而令人着迷的音乐不仅存在于难以渗透的铁幕外，而且我们自己的国界以内也有的时候，那种兴趣和兴奋就更热烈。我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的一封信带给我的兴奋的震动，那封信送到我的部队驻地，极圈外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我的一个兴趣相投的朋友骄傲地告诉我 Melodia ——苏联官方的也是唯一的唱片厂牌——出版了一张媲美King Crimson （那时对我们来说就是前卫的体现）的、听起来像童谣的唱片。他说的那张唱片是 Con Anima ——the Ganelin trio 正式发行的第一张作品。当时我住得远离都市，那张唱片虽然是正式发行的，但事实证明它一点不比那些西方的东西好买。经过很多努力，直到我服满一年兵役回来，我只找到一张“盲”封面（没有封面画、没有乐手名字、没有乐器名单）的拷贝。少量的西方音乐新闻，通过我们允许订阅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的广播和报纸过滤给我们，发生在我们自己首都的事似乎完全接触不到。讽刺的是，正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流行和爵士杂志 Melodie 我第一次知道列宁格勒 Kvadrat 爵士俱乐部（kvadrat 意思是合唱）的存在，而且据 Melodie 介绍还有一个萨克斯手 Anatoly Vapirov 演奏野心勃勃的新音乐。
1978年8月来到列宁格勒著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全身投入到这个新的令人兴奋的世界。我很快发现 The Kvadrat club 这个爱好者圈子，他们虽然忘我地投入爵士，但出产的是听起来象干燥走味的面包一样的音乐。它周日中午场当地二流迪西兰音乐和沉闷的 bop 音乐演出与那些令人兴奋的有创造力的新音乐相去甚远，像是刚入教进行原始仪式的教众。参加离家2小时以外的 Kvadrat 的每周聚会时，我按时做我觉得是我的义务的事情，在墙上和围栏上贴海报，搬舞台上的扩音器。幸运的是第一次音乐奖赏很快就来了。就在几个月后78年11月第一届 Autumn Rhythms Festival，除了无趣的主流，还有我所渴望的声音万花筒：Ganelin、Tarasov 和 Chekasin 的“多风格主义”（polystylism，Ganelin 自创的词）扭曲的结构，Arkhangelsk 宗教仪式般的萨满巫术，Vapirov 自由爵士的旺盛的能量。在 Vapirov 的四重奏里我第一次听到和看到一个年轻的完全不知名的钢琴家 Sergey Kuryokhin 和他在键盘上闪闪发光、暴风骤雨、具有骇人侵略性的攻击。
我为之着迷。这最终成为通向新世界的窗户。几个礼拜里我和 Kuryokhin 成了朋友——我们岁数相当，对音乐发展有共同的看法，着魔地投入新音乐。我们几乎每天见面交换唱片，交流新信息，并且建立我们自己本国的音乐发展理论。在一个几乎其它所有东西都受到限制的国家里，时间的供给非常充分——我记得我曾经称其为“被迫的奢侈”。政治、商业和旅行被禁止，我们就投入唱片、电影和书籍。通过 Kuryokhin 我接触到他的朋友圈子——音乐家、艺术家、作家——列宁格勒的地下核心。其中一位是 Efim Barban——大约年长20岁，他赶上了60年代早期爵士前卫的诞生，他有巨大的唱片收藏，在 Kvadrat 俱乐部有固定的新爵士讲座。他也是多产的爵士作家、编辑和地下爵士刊物 Kvadrat 的出版人。这份刊物开始只是同名俱乐部的简报，当时已经早就不再报导那家保守的俱乐部，转而成为激进的编辑们的喉舌和巩固这个国家新爵士群落萌芽的工具。
1980年代到来之际是苏联反传统文化过程当中激进的时期。开放的公开化年代还很遥远，几乎无法从地平线上透出光来。艺术和文化被空前绝后地划分开，存在于两个完全不同、没有联系、经常是对立而且几乎从不交流的世界。一方面有一个国家赞助和支持的官方形态，另一方面是不妥协派的、另类的、破坏性的、地下的世界。那时我们自豪地自我宣称的“第二文化”，按照它自己的原则和标准运作，甚至创造了自己的内部结构，这是由艺术节，音乐会，剧场表演，电影放映，文学、艺术、电影和音乐刊物，以及禁书（samizdat）和禁带（magizdat）构成的。如果禁书主要是指用普通打印机辛苦复制的被禁出版物副本，那么禁带——由 magnitofon（？）而来，是一种磁带录音，意思是颠覆破坏分子的抗议歌曲和后来的摇滚乐的磁带拷贝。爵士乐在大约20年前存在于完全被驱逐的状态，在很多人意识里，由于以即兴——一种对自由的音乐表达——为中心，爵士仍然不加区分地代表一种对解放精神的想象。然而1970年代后期分裂出一个至今充满情谊的坚定的爵士群落。这个深深地分裂过程，与1960年代早期在美国爵士中发生的并无不同，分离成“革新派”和“传统派”。而更糟的是，传统派，特别是以莫斯科为基础、接近权力和金钱的那些，很快被引诱到“官方形态”中去——通过有保障的音乐会、录音、电视和广播演出和偶尔的国外旅行，就跟其他所有国家“分配”的东西一样。
在我到列宁格勒之前，我只是模糊地猜想，地下爵士群落尽管小却很明确。新爵士的新信徒向几个主要城市聚集。列宁格勒有最强的爵士乐传统和组织，显然是爵士的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本身并没有很长爵士生命，但仍然排名很高，完全因为 Ganelin trio——这个国家最早的新爵士乐团出自这里。另一个明显的中心是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在西伯利亚（Siberia）的中部，这对西方的颓废音乐来说可能是个怪异的地理位置，但那里有科学城（Akademgorodok）——一个充满学术和知识的边缘地带——这个偏远的城市以它可与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相比的知识、政治和文化力量为骄傲。1978年就是在新西伯利亚，妇科医生、自学的鼓手、甚至比我们还疯狂的新爵士的狂热爱好者Sergey Belichenko 举办了第一次新爵士研讨会。
我们的领袖 Barban 过着一种心灵流放的隐士生活，在列宁格勒市郊塞满书籍和唱片公寓里，自足于象牙塔中，实际上，他只是在等待出国的机会。就自己来说他并没有准备要发起一场审美的对抗。然而，一见到两个充满精力和热情的年轻人，他产生了另一种想法：新爵士俱乐部。这个新生事物将自己与官方形态和坚定保守主义的 Kvadrat 都分开，开始改宗 Ornette、Trane、Cecil 和 Sun Ra 以及那些 Stockhausen、Cage、Boulez 和 Xenakis 神圣的言论和声音。不用说，我们非常兴奋，在一些巧妙的官场政治活动之后，Contemporary Music Club 在 Lensovieta Palace of Culture 成立了。
一场艺术上由我们自己控制的集结演变成了一场浩大的运动和挑战。音乐家们开始聚结起来。这是一个实验室，在这里小号手 Slava Gayvoronsky 首次与当时只有18岁的贝司天才 Vladimir Volkov 尝试二重奏的形式。Vapirov 实验了他的不同的乐队并首演他的主要作品。Kuryokhin 提炼了他的独奏并在旁边配以即兴演出，这后来发展为他不可思议的 Popular Mechanics 演出。一开始 CMC 只是列宁格勒当地音乐家们的游乐场，但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莫斯科的 Sergey Letov 和 Valentina Ponomareva，斯摩棱斯克（Smolensk）的 Vlad Makarov，维尔纽斯的 Chekasin 和他的学生/合作者 Petras Vysnauskas、Vytautas Labutis、Oleg Molokoedov 都跑来演出。1980年四月我们举办了第一次 Spring New Jazz Concerts——不同于“正式”的 Autumn Rhythms Festival。不受限制地打破所有障碍是那时的口号。Chekasin 觉得在 Ganelin 的结构中受到限制，特别推出了他的戏剧性的表演，这强烈地影响了 Kuryokhin 日后 Popular Mechanics 观念的形成。这个地方不仅对音乐家和新音乐狂热者时髦和有吸引力，也吸引了所有渴望新艺术、新思想、新精神、以及长期受抑制的自由的人。艺术形式之间一切原有的界限都模糊和瓦解了。诗人和作家与音乐家一起走上舞台，“非官方的”不妥协派艺术家在门厅和舞台布景上展示他们的作品。差不多在同时摇滚乐正从完全地下露面，CMC 成为了自由爵士和摇滚音乐家融合试验的地点。Valentina Ponomareva 跟 Kuryokhin 和 Chekasin 在一起唱歌，也和Aquarium 摇滚乐队一起。Aquarium 乐手也是 Popular Mechanics 的固定成员。这个地方甚至是学院先锋派的支柱：Edison Denisov 与先锋作曲家 Schnittke 和 Gubaidullina 一起被保守的作曲家协会排斥，他在 CMC 举办了他作品的第一场完整的演出。与国外的接触——在仅仅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突然爆发。我定期在 Jazz Forum、Coda、Cadence 上报导 CMC 的活动并且收到成打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反馈，他们惊奇的发现铁幕背后竟然有晦涩的新爵士在活跃。Hans Kumpf、John Fischer、Jan Garbarek、Elton Dean、ROVA 萨克斯四重奏、Oliver Lake 是定期的，有时半匿名的表演嘉宾。差不多同时伦敦的 Leo Feigin 开始了他的 Leo 唱片公司并且很快受到整个西方媒体的强烈关注——从同样专门研究的 Coda 和 Cadence 到英美所有的主要报纸。
说列宁格勒是新音乐的唯一场地绝对是错的。音乐节体系在这整个巨大的国家传播开了，几乎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名气的音乐家一年里可以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方演出几次，象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波罗的海的里加（Riga），极圈后靠近摩尔曼斯克（Murmansk）的阿帕提尼（Apatity ），以及黑海的敖德萨（Odessa）。其中的一些——特别是有当地乐手和/或组织者是新音乐迷的，更趋向于演出自由即兴音乐。有一个音乐节绝对特别。古老的俄罗斯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在遥远的北部，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乐队之一的家乡，乐队也以此命名。爵士萨克斯手 Vladimir Resitsky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和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鼓手 Vladimir Tarasav 一起演奏爵士。Tarasov 搬到维尔纽斯并开始和 Ganelin 一起演出的时候，他们邀请 Resitsky 加入他们成为三重奏。热爱北部和他的城市的 Resitsky 拒绝了邀请，很快 Chekasin 进入了这个三重奏。Resitsky 留下来辛苦地组建他的乐队。这个乐队是一个真正完全奉献给音乐的团体。很快一个音乐节诞生了，而 Arkhangelsk Jazz Fest 是“节”这个词表达它应有的意思的地方：盛宴、狂欢和精神的崇高：有音乐、伏特加还有不可少的俄罗斯蒸气浴。每次音乐节的高潮是到索洛维基群岛（Archipelago of Solovki）的三天行程，那是个充满惊险的北部之美的地方。Leo Feigin 对 Resitsky 的说法非常正确——一个所有这些事背后不知疲倦和无私的驱动力——设法将他这个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变成俄罗斯的新奥尔良。难过的是，写这些内页的时候，我们听到 Volodya Restitsky 去世的悲剧消息。我们将深深思念并一直记得他。
当时在音乐上，除了所有“前卫”的主张，主流趋势越来越明显是后现代，尽管这个词本身一直到80年代末还是不为人熟知的。基于爵士的自由即兴与许多来自流行音乐和文化的内容为更精细作曲的结构提供了出路。人们可以很容易分辨出三种主要的趋势。纯粹主意自由即兴者：斯摩棱斯克的大提琴手 Vlad Makarov、新西伯利亚的 Homo Liber、到80年代后期加入后现代主义之前的Sergey Letov 是少数派，看起来越来越边缘化和过时。“严肃”作曲家：Vapirov 不懈地坚持大规模的，悲怅和有些浮华的，与四重奏、室内乐团河合唱团一起的，沿着 Mahler, Berg 和 Mingus 路线而来的的第三流派作曲（Macbeth, Lines of Destiny, De Profundis）。一度钟爱他的钢琴家 Kuryokhin 越来越觉得这种“严肃”无聊，对我承认在大多Vapirov 演出的严肃时刻他几乎无法抗拒带上一个红鼻子的诱惑。Gayvoronsky，一个大胆和创新的作曲家从更传统的来源汲取灵感，从 J.S. Bach 到 John Coltrane，从印度的 Ragas 到洋基歌。Ganelin 不满 Chekasin 的爆发，他越来越倾向“严肃”， 这在他三重奏以外的作品中尤其明显。然而最引人注目、嘈杂、华丽的是后现代的那些人：主要是 Chekasin 和 Kuryokhin。“戏剧性爵士”的种子早在1976 年 Ganelin 三重奏的 Home Music Making 计划就显示出来，乐手们穿着睡衣出现在舞台上，并且舒服地躺在床上。维尔纽斯的三重奏这一做法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他们（主要是打击乐手 Vladimir Tarasov）与莫斯科的概念艺术圈子的紧密联系，这些艺术家依次受到 Andy Warhol 的波普艺术和先锋表演艺术/激浪派事件剧的影响。然而 Ganelin 强烈反对这样的表演，并且绝不允许它在三重奏的音乐会上再出现。甚至在数年后他明显被 Chekasin 过度的姿态、煽动性的姿势和预谋的表演技巧激怒，这位钢琴家轻蔑地侮辱这些东西“滑稽”。Chekasin 认为 Ganelin 的反对完全是因为嫉妒，出于挑衅和顽固，他在这些演出当中越来越纵容自己——开始是强烈、可视、与听众互动的。然而，他走得越深入，他的行为就越缺乏鉴赏力，直到它们到了彻底困窘的地步。另一方面，Kuryokhin 带着与生俱来的魅力、感召力和无法抗拒的性吸引力，取得了更大成功。Popular Mechanics 演出的音乐质量一直不稳定：Kuryokhin 从来不用长时间排练来烦他和他的乐手。然而他将极为丰富的想象，所运用的完全无法预料、极其多变复杂和“不恰当”的方式，无限的机智，以及对音乐、文化、社会、政治的讽刺巧妙地编织到非常有趣的不停止的表演中，总是让听众——不管他是到哪里表演——无法不着迷。活力、创造力、光辉还有最重要的是主角的成功，使“戏剧性爵士”的病毒确实传播开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很多年里，精心组织的舞台表演看来完全支配了苏联/俄罗斯的场景。Kuryokhin，带有典型的极端倾向，他将这个想法带入荒谬。在一次安排好的钢琴独奏会上他走上舞台，即兴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神话故事和寓言，然后隆重鞠躬下台，完全没有碰钢琴。俄罗斯文化传统上非常强势的文学元素在新爵士中也特别强势。这又一次反映了与1960年代纽约的前卫艺术相同的趋势，当时 Amiri Baraka 的诗是和 Archie Shepp 的萨克斯同样有效的音乐工具。Tarasov 的许多表演是跟概念艺术作家和艺术家 Ilya Kabakov、Dmitry Prigov 和 Lev Rubinstein 一起进行的。伏尔加格勒（Volgograd）的 Orkestrion 三重奏甚至是由诗人 Sergey Karsavin 组建的。他们文字与声音蛮横的融合反映了这个独特的城市，那里苏联宣传斯大林格勒胜利的骄傲的象征符号与不幸和对犯罪的绝望共存——还有受贫穷折磨的工人阶级贫民窟。很快 Arkhangelsk 也跟着做，他们头上带着桶子的表演取得成功。还有 TriO——一支由 Sergey Letov 吹簧片乐器、Arkady Shilkloper 吹法国号、Arkady Kirichenko 负责大号和人声的铜管三重奏——他们几乎所有作品都基于类似的奇异的后现代手法。这与俄罗斯摇滚相似的趋势以及那些年突然到来的苏联-西方间的亲密关系相符合。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公开化和改革是流行的概念，俄罗斯人到处受欢迎，Kuryokhin、Chekasin、TrioO 和 Orkestrion，还有 AVIA、Zvuki Mu 和 Auktsion 在欧洲一个又一个音乐节上巡回演出他们的戏剧性摇滚和爵士。
然而，在这些乱哄哄的“做秀”之外，另一种强劲但完全不激进的的趋势逐渐成熟。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我称它为室内-民族爵士（chamber-ethnic jazz），因为它专注于小乐团室内乐的爵士方式并带有强烈的民族影响。民间的或民族的东西对各种音乐的侵入——不管是爵士、摇滚还是古典——总是受到苏联权威音乐机构的鼓励，它们与所有独裁政权一样，将民间艺术视为颓废的西方影响的对立面。不管官方的压力，对中世纪民族音乐真正的兴趣以及将它们与爵士融合的实验从来没有停止过。最有趣的例子是 Arkhangelsk 和 Dmitry Pokrovsky Ensemble 的联合演出以及非常强却被低估的 Roman Dubinnikov 的录音 Dearly Departed。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音乐家们的尝试——特别成功的有阿塞拜疆的钢琴家 Vagif Mustafa Zadeh 将 mugams（注1）结合到爵士即兴中。Vagif 早在1978年，他的音乐被完全赏识之前很久去世。而他的女儿，钢琴家和声乐家 Aziza Mustafa Zadeh 自从在1989年苏黎世的苏联前卫爵士节初次亮相后，就在美国开始了她极为成功的职业生涯，不过她的音乐更符合流行融合爵士的风格。另一位异国女性 Sainkho Namtchylak 的方式激进得多。她的激进主义——她做自由即兴并且和许多这一流派最著名的人物：Peter Kowald、Ned Rothenberg、Evan Parker 一起表演——跟她的图瓦出身有很大关系。这个东西伯利亚的佛教小国，拥有独特的喉音演唱文化，在过去十多年中在国际上取得了比任何前苏联的其他东西更大的成功。和 Sainkho 一起，至少还有两支来自图瓦的乐队：Huun Huur Tu 和 Yat-Kha 长期到欧洲和美国巡演。1990年代另一个成功的故事是钢琴家 Misha Alperin。这是个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交界处长大的犹太人，那里几乎是欧洲仅剩的民间音乐传统还很活跃的地区，他浸淫于丰富多彩的犹太、罗马尼亚、乌克兰、匈牙利和吉普赛曲调。然而他和吹法国号的 Arcady Shilkloper 合作的的首张 ECM 唱片缺乏新意，印象主义，还有点呆板。直到这两个人加入歌手和单簧管手 Sergey Starostin 的 Moscow Art Trio，音乐才开始获得新的维度。Starostin 是中世纪俄罗斯音乐的学者和研究者，有即兴音乐和摇滚乐的经验，他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新音乐的关键性人物。Alperin 迁居挪威，又将斯堪的纳维亚的格调添加到他的民族影响调色板当中。Moscow Art Trio 有一些与 Huun-Huur-Tu 和保加利亚女性合唱团 Angelita 一起的野心勃勃的大型计划。Slava Gayvoronsky 在与手风琴家 Evelyn Petrova 合作的二重奏里继续他将他的作曲概念与俄罗斯传统音乐重新融合的探索，他的这种探索开始于和 Volkov 在 Russian Songs cycle 的时候。Volkov 在结束和他的拍档近20年的合作后，开始了自己的 Volkov Trio 并和 Vershki Da Koreshki（注2）一起在国际上演奏俄罗斯-荷兰-塞内加尔-图瓦的民族爵士。
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说20年前我们努力让乐手们在 CMC 的双周音乐会上演出，现在莫斯科的 Nick Dmitriev’’s Dom Centre 每周5个晚上演出新音乐。在圣彼得堡举行的 SKIF——Sergey Kuryokhin 国际音乐节——是有数百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包括国际上显赫的名字：Terry Riley、Keith 和 Julie Tippets、Faust、Frank London、Peter Brotzman 等等。音乐节在纽约开始后来移到圣彼得堡。俄罗斯音乐家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和可以工作的地方旅行和生活。
Sergey Kuryokhin 42岁年富力强时去世到现在将近5年了。The Ganelin trio更早在 Ganelin 1987年移民以色列时就已经解散。
说怀念那些年，那些铁幕岁月，至少是很傻的事。但我确实怀念，怀念那种爆炸的感觉，革命的感觉，那些我们在80年代都感觉得到的东西。我们感受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兄弟情感并幻想这份情感会漫过边境。不存在钱的问题，那不算什么。音乐才重要。真的是黄金年代…
Alexander Kan
London,
April 2001.
翻译：bedworm
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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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注1：Mugams是阿塞拜疆音乐文化中最古老和最珍贵的部分，是对人类智慧精神世界的成熟表达。详细介绍请看http://mugam-de.de/ingl/inglinfo.htm
注2：Vershki Da Koreshki乐队1994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成员为塞内加尔的Mola Sylla（vocal, kongoma, xalam, kalimba）、图瓦的Kaigal-ool Khovalyg（vocal, khomeii, ighil, khomyss, khomouz, amyrga）、俄罗斯的Alexei Levin（accordion, prepared accordion, piano, khomuss, doudka, sheng）、Vladimir Volkov（double bass）